最近，深圳的一起强奸案搅翻了互联网。无论报纸、杂志还是微博，都围绕杨武的所做所为争论不休。虽然关于这一事件的细节存在多种说法，但基本都不否定杨武在其妻子被施暴过程中躲隔壁未敢做声这一事实。

这起强奸案被报道之后，先是一帮人痛贬杨武的窝囊与懦弱，斥责他在妻子被施暴的一个小时里不报警不反抗，甚至连头都不敢抬；接着是很多的人表达对杨武的同情，认可他的做法，由于施暴者杨喜利是联防队员，带着公权力的影子，他们认为这起强奸案的发生，根本就是因为执法机构的腐败，面对强权不能要求人人都勇敢，这“不是为人夫者太窝囊，而是执法犯法者太嚣张”。

现实也如这些同情者所言，生活中确有很多善良的人被嚣张的强权者所欺负，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强权者太嚣张，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窝囊吗？

诚然，我们期许着有一个美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执法者都不腐败，邪恶能得到制裁，正义能获得声张，心怀不轨的人在制度的威慑下不敢轻举妄动，而善良的人在制度的保护下自由自在而不必担心遭受非法侵犯。但是，如果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制度并没有这么完美，甚至非常糟糕，那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我们面对胡作非为的强权者只能忍气吐声吗？我们只能逆来顺受当一个窝囊的人吗？

当然不是的。相反，忍气吐声、逆来顺受只会纵容权力者，正是因为窝囊废太多，才使得权力很嚣张，充满奴性的人不可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只有一群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可能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制度，也只有一群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可能将一个美好的制度维持。

嚣张的杨喜利自当为自己的罪行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但他及他所代表的制度确实不必也不可能为杨武的窝囊负责。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哪怕这种选择是出于迫不得已。面对强权者的侵犯，你可选择奋起反抗，做一个英雄；你也可以选择委与周旋，做一名智者；但你放弃努力，默不做声，任其宰割，当然就是窝囊。你可选择不做英雄与智者，但也不可以否认自己的窝囊，将自己的懦弱与窝囊归结为制度的原因，这毫无疑问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当然要大声谴责杨喜利的嚣张与蛮横，指责治安联防制度的种种弊病，甚至挖掘更深层的制度原因，但也不可以因此就否认杨武的懦弱与窝囊。

也许还会有人来为杨武辩解，说他削瘦如铁，身高不足1米6，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从小就不幸，生活的困苦使他一直胆小怕事；而杨喜利则从小就飞扬跋扈，小学一年级就被开除，曾经因抢劫入狱，还因打架斗殴多次被拘留，两人的性格有天壤之别，不能过于苛求老实巴交的杨武。但生活上遭受挫折也不能成为杨武窝囊的理由，为什么有的人愈挫愈奋，而他却因生活不幸而变得懦弱？而恶人杨喜利也是一个生活不幸的人，他又为什么如此不懦弱？

不管你怎么说，杨武当然是窝囊的，他自己从不否认，当媒体采访他时，他掩面而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没用的丈夫”。但很多人却为他否认，为他辩护，大谈这不是杨武之耻，而是“制度之耻”，真不知连窝囊都窝囊得这么心安理得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谈“制度之耻”呢！像杨武这样的窝囊人还是很多的，要使杨喜利们不这么嚣张，却不可能指望这些杨武们。

有什么样的人们就有什么政府，有什么样的人们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从来不是凭空存在的，它被人创造出来，也为人所维持与改变。制度腐败不是自己窝囊的挡箭牌，相反，自己窝囊却是制度腐败的原因。